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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出口新机遇下

2017-12-20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全球贸易往来日益紧密,“一带一路”建设等相关政策不断催化,如此环境下,我国产品“制造”和“创造”也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随之而来的是产品召回风险的激增与对风险保障的迫切需求。然而,产品召回险的需求存在,保险供给和企业购买力却明显不足。本期《保险周刊》特别策划了一组报道,对缘何产品召回保险市场“遇冷”进行探讨,敬请关注。

  发展产品召回保险,要注意权衡保险公司与汽车企业或者零部件供应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因为保险公司为控制风险一般只承担第三方责任召回损失,并不为本方责任召回提供服务。举例来讲,汽车召回险仅面向汽车零部件商并不为整车制造商担保。因此,国外的汽车制造商会要求零部件供应商购买相应的零部件召回险,并以条款形式出现在双方的供货合约上。

  

  宝马因起火风险问题在北美召回140万辆汽车;全球最大的化工企业德国巴斯夫(BASF)12月11日宣布召回数千吨疑含致癌物产品......这是近日诸多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因产品缺陷问题而导致的召回事件中的两件。打开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官网,记者发现短短11月内共发布汽车召回公告232个,其中国内22个,国外210个,原因各异,数字可观。而这些数字的背后映射的是企业所遭受的巨额经济损失和对消费者潜存的人身安全威胁。

  中国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国家项目的推进,我国外贸出口形势迎来新机遇,但同时产品出口量的增加也使得产品责任风险日趋加重。

  全球召回产品风险激增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企业开始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将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而对于弥补产品缺陷风险而言,任何出口产品都不可能达到百分百完美,产品质量相关风险如今已成为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事件之一。产品存在缺陷,不仅给大众带来重大的安全风险,也给相关责任企业造成巨大财务损失。

  研究表明,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产品召回风险成上升趋势。

  安联集团旗下安联全球企业及特殊风险在近日发布的《产品召回:应对新风险的影响》中指出,过去五年,产品缺陷或者是作业事故造成的保险损失超过132亿元人民币(20亿美元),使其成为责任险损失的最大诱因。不仅如此,在2012年至2017年上半年发生在28个国家、12个行业的367个与产品召回有关的保险理赔案例中,汽车召回损失占到总损失的71%,理赔平均损失高达9657万元人民币,损失排在第二位的是食品和饮品召回,承担了16%的损失。

  产品召回量的激增和全球产品供应链的改变不无关系。如今,虽然产品面对的客户越来越多,但零部件或原料提供商却变得更为集中,因此一旦产品的某一部分发生问题就会波及广泛的厂商,相当于将风险集中在了同一个“篮子”里。如此例证并不少见,2008年至2009年间美国花生公司(PCA)位于佐治亚州布莱克利的工厂将被沙门氏菌污染的花生酱和花生糊分销给众多食品加工企业,导致714人感染病菌,9人死亡,公司的花生酱被大量召回,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食品召回案。

  与此同时,消费者对于产品质量和安全的高期望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产品监管检查变得更加严格,这在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地的食品法中都有所体现,而严苛的监管无疑增加了产品被召回的风险。

  如此环境下应运而生的产品召回保险对于很多进出口企业来说不会陌生,当被保险产品存在缺陷而导致或可能导致消费者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所引起“召回费用”时,投保该险企业可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补偿包括:运输费用、仓储费用、销毁费用、雇佣额外劳动力的费用、危机处理等费用。

  

  汽车召回增加已成常态

  翻开“汽车召回”的历史名册,丰田汽车召回门事件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全球800多万辆丰田汽车因油门踏板失灵被召回。惹祸的油门踏板是北美汽车零部件供应商CTS生产的。受其影响,丰田汽车股价大跌、销量大减,股票市值在短短一个月内缩水数百亿美元。

  如此汽车召回案例的出现已是常态,且在多起大规模整车召回事件中,零部件成为首当其冲的角色,正如安联全球企业及特殊风险全球危机管理负责人所讲,“与15或20年前相比,如今的汽车制造供应链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汽车制造工厂的合并的确带来了更高的生产效率,但同时也增加了产品的召回风险。”

  为此,我国行业专家曾多次呼吁:在加大整车企业召回责任的同时,应将汽车零部件召回纳入召回体系,同时建立相应的保险机制,汽车召回保险可先考虑在企业数量大、规模相对较小、风险易于分散的上游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中进行试点。

  “但该险种要权衡保险公司与汽车企业或者零部件供应商之间的利益关系”,人保财险再保险部专家表示,因为保险公司为控制风险一般只承担第三方责任召回损失,并不为本方责任召回提供服务。举例来讲,汽车召回险仅面向汽车零部件商并不为整车制造商担保。因此,国外的汽车制造商会要求零部件供应商购买相应的零部件召回险,并以条款形式出现在双方的供货合约上。

  在欧美地区,不少事实证明购买产品召回险的确可以为企业撑起“保护伞”。几年前,英国某零部件商为德国某汽车商的新车提供方向杆,新车上市后不久,发现方向杆设计有缺陷,于是宣布召回,总召回费用高达150万英镑。不过,由于购买了召回险,英国零部件商的损失并不太大,实际发生的召回费用仅为可能发生费用的十分之一。

  

  缘何产品召回险发展受阻

  产品召回险发展至今,与北美和欧洲市场相比,亚洲的产品召回险市场仍然很小,我国也不例外。近几年,整个产品召回险市场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发展,只有部分外资保险公司推出有限的相关产品,大部分中资公司甚至没有开发该险种。即使有也基本不会单独承保产品召回保险,其只能作为产品责任保险的一个附加条款。

  究竟是什么原因制约了我国产品召回险的发展?业内专家表示,主要还是因为目前我国涉及汽车、食品和儿童玩具等领域的召回管理体系建设还不成熟,管理条令存在操作性有限、处罚力度不够等问题。而不完善的产品质量认定制度必定会制约产品召回的可操作性。

  产品召回保险费用过高是造成市场至今未能兴奋的另一关键因素,因为始终没有一套适合中国企业的保险设计问世。从需求端看,虽然产品召回风险成上升趋势,但产品召回的发生概率相对总产品产量还是较低,而召回期间保险公司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却比较高,保险公司制定的召回保险的保费必然会跟着抬高,愿意购买该保险的厂商也不会太多。这就引申出企业对于召回风险认识不强,存在逃避责任的侥幸心理问题。在供给端,目前国内大多数保险公司因技术力量不够或害怕承担巨额赔付责任,对开发产品召回险望而却步。企业缺乏完善的产品召回计划也造成保险公司难以进行风险评估,并制定有针对性的保险方案。

  海达(英国)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召回险专家曾透露过一个数据,在英国,保险人每年通过召回险获得的利润可达数百万英镑。不过,国外高利润是建立在索赔数量较少的基础上,中国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受制于以上因素,产品召回险如何能在我国活跃起来,真正起到降低企业产品的召回风险作用,同时为保险公司自身开辟一片新“蓝海”是未来值得探索的课题。

  产品召回保险:该险种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产品召回制度相伴相生,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在发达国家早已被企业所广泛接受。譬如,沃尔玛等世界零售业巨头,基本都要求供货厂商购买责任保险,而一些高风险产品的召回保险被要求写进购货合同中。保险公司为控制风险,通常会采取以下三种保险方式:一是保险公司一般只承担第三方责任召回的风险,并不为本方责任召回提供服务;二是一般保单只采用索赔发生式,不承担长尾责任;三是对于政府强制召回的风险是不予承担的,只承担企业的资源召回风险。

  长尾责任: 通常情况下,企业不愿承担长尾责任,因其会产生“长尾风险”。事实上,产品责任险的被侵权人常常不会在出险当日立即报案,或者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损失不能立即表现出来。如墙漆的甲醛问题,可能会在几年后才产生严重后果。这样就可能遇到大量本不属于该范围内出险的案件全部报案且极难区分,即使在保单过期后很长一段时间,仍会有报案产生。因此,险企多倾向于按“事故发生制”进行承保,即对双方约定的追溯期内出险、该段时间内进行索赔的案件进行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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